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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息的法律特征與權利屬性

時間:2020-02-13 來源:現代商貿工業 作者:李琨 本文字數:4384字

  摘    要: 在信息迅速發展的今天,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不斷受到威脅,這是由于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缺位和公民個人信息理論不完善所致,致使公民個人信息得不到法律有力的保障,公民個人信息的相關權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據此,分別從學理角度對公民個人信息作出界定。

  關鍵詞: 個人信息; 人身權; 財產權; 刑法修正案九;

  當今互聯網業與自媒體的快速發展,令個人信息的作用愈發凸顯,接踵而來的以個人信息為侵犯對象的犯罪在近年呈現激增的趨勢?v觀我國法律體系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僅零星存在于刑法、行政法、民法和相關網絡信息等部門法中,這就造成了司法實踐中保護難,我國刑法的個人信息保護起步相比其他國家較晚,正是由于個人信息保護機制的不健全,司法解釋規定存在不足,使得理論界對當今個人信息法益與罪的行為表現存在重大爭議,這就給一系列的司法活動帶來了一定困難。

  1 、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綜合國內外刑法規定,個人信息從內容上的定義可以分為以下三種學說類型:

  (1)關聯型。該學說認為個人信息是指所有與個人生產生活相關聯的,包括關于描述個人的事實情況、社會評價等。單就個人的事實所保羅的信息種類十分廣泛,例如公民的姓名、年齡、主體的社會評價,個人評價等內容,目前俄羅斯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就是依照該學說制定。按照該理論,他人對我們任意評價都會作為個人信息的保護范疇,這就導致個人信息的定義太過籠統,刑法的保護的外延太過寬泛,對司法實踐中的指導意義不大。

  (2)隱私型。該學說認為只有個人隱私有關的信息才作為個人信息。隱私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該主張僅僅是對具有隱私屬性的個人信息進行保護,使得保護范圍又過于狹窄,在形式上個人信息應當包含個人隱私,若以此標準來定義個人信息那么非隱私的個人信息則不在法律的保護范圍內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被保護的信息數量,這就造成了法律不能行之有效的保護法益違背了立法的直接目的。另外由于各地的文化不同,個人隱私的概念很難統一,就我國來說各民族的風土人情不同再加上每個主體對于隱私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這就造成了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官不能行之有效的對個人信息進行理解與評判,不利于維護司法的正常秩序。

  (3)識別型。該學說將個人信息定義為具有能夠通過文字、圖片、數字等形式識別特定主體身份的信息。該學說是當前學術界的通說認為能夠單獨或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出特定人的信息就作為個人信息。相較前兩學說而言,“識別型”在個人信息認定上覆蓋面更加廣泛,但在司法實踐中,這樣的定義也顯得太過模糊,在信息與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上述的個人信息范疇顯然不能囊括所有,一個制度或名詞的概念是法律對其規定的最直觀的體現,識別說強調個人信息的可直接識別與間接識別,那么不可識別的信息則不作為法律保護的范圍內,這顯然是缺失了法律保護的全面性。筆者認為上述的三學說都存在漏洞,對于公民的個人信息不能單獨的就某一學說進行定義,首先,個人信息不能單單靠是否可識別來界定,對于不可識別的信息應當分析其是否侵害了信息主體的合法利益,對已經造成損害的即使不可識別也應需要犯罪主體承擔責任。其次,具有隱私性的信息作為個人信息的范疇毋庸置疑,若信息主體自行將隱私信息公之于眾,則應視為自動放棄了隱私信息的隱私性保護,即使對其造成了相關法益的侵害也不能對其進行侵害了公民個人信息的處理。

  2、 個人信息的法律特征

  主體的專屬性,個人信息的主體是被法律賦予民事主體資格的自然人。信息主體是通過個人信息而被識別出來的特定人。這就意味著信息主體對自己的信息享有專屬權,通俗的說特定的個人信息有且只能證明該信息主體的身份。學術界對他人信息進行管理的信息管理者是否屬于信息主體是否也同樣受到刑法的保護進行了討論,筆者認為主體的專屬性便是用來解決此類問題,首先,信息管理者是出于工作原因對信息進行保有并且在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后,信息管理者才可以管理、處理、利用他人的信息,但實際管理者不對這些保有的信息存在所有權,也不會存在因個人信息產生的人格利益發生轉移,我國《刑法》第253條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第二款充分運用了個人信息的專屬性,強調管理者在信息主體不知情的情況,以盈利或其他原因將公民個人信息提供給他人的是違法行為,應當受到刑法制裁。因此筆者認為信息的管理者不在個人信息被保護的問題中作為信息主體出現,此時的管理者對信息的權力狀態應是管理而非擁有,專屬性也就無從談起。
 

個人信息的法律特征與權利屬性
 

  人格性和財產性,持該說的學者根據《民法》規定認為:個人主體擁有維持自身人格利益所必備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個人隱私、個人信息等人格權利。人格利益作為人格權的客體,這里可以把個人信息安全作為自然人人格權的延伸,個人信息安全是人格權的產物是一種獨立的人格權利,因此保護個人信息就是保護信息主體的人格利益。個人信息在當今社會的需求逐漸演變成一種社會資源,對個人信息的占有、處分、收益可以產生一定的經濟利益,正是因為個人信息存在如此大的利益誘惑,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獲得利益出售他人個人信息,因此個人信息在具有人格權的同時需具有一定的財產性。

  可識別性是個人信息的重要特征,包括直接識別與間接識別,顧名思義,直接識別是可以直接描述主體身份的信息包括指紋,身份證等內容,具有不可復制性;間接識別則是需要借助其他信息進行比對歸納從而證實信息主體身份的因素,包括姓名、血型等內容,間接識別的信息是不可以單獨用來證明信息主體的身份,因此在個人信息的識別中不得單單依靠以上內容辨別信息主體,還要對其他因素進行佐證。實踐中個人識別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哪些信息可以直接識別,哪些信息需要其他因素佐證在法律上沒有硬性規定,因此在這一問題的判斷上應當遵循社會公眾的角度來看,不得加入自己的主觀評判。

  3、 公民個人信息的權利屬性

  當今學界在個人信息的權利屬性上存在爭議:以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個人信息屬于人格權,一方面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具有可識別性是依附于人格特征存在的,個人信息都可以直接或間接的表明個人身份;另一方面該學說認為收集或采納公民個人信息的相關組織不一定完全處于財產性的目的,更多的則是出于公益及保護公共權益的登記式收集,不能將個人信息作為財產權以偏概全。個人信息充分的體現人格性,在對公民的個人信息進行保護,實際是強調公民對于個人信息的支配和控制,權利人對于他人的信息采集工作需要認可,這就體現了公民對于個人信息的控制。個人信息作為人格權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個人信息作為人格利益的對象,充分體現了人格權的特征,法律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實際上是保護公民對于信息的控制權,即對于隱私信息,在經過本人授權的情況下,可以對該信息進行公開與利用,但未經本人授權,私自將他人信息用于獲利或其他用途的則認定為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利益,對于該信息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其次,作為個人信息的肖像、姓名、性別、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都作為人格權保護的范圍內,因此個人信息應當作為人格權。另一方面將個人信息認定為財產權在損害賠償時則會因個人身份不同有所差異,不利于維護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

  部分學者認為個人信息屬于財產權,他們認為個人信息不能單純的規定為人身權,首先,人作為社會中的獨特個體,其生命、身體、健康等權利是不能收到他人的干涉與影響,但一個社會團體中的人除了這些人身權利還應具備姓名、肖像、隱私等因素輔助存在。這些因素的存在則構成了公民的個人信息,該學說認為這些個人信息是人格權的衍生物,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將個人信息完全納入到人身權利中是不合理的。其次,在現有的法律中,明確提出“肖像保護權”,這就使得法律承認并認可肖像權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個人的肖像是具有財產性的。時至今日以信息主體的個人同意意志為前提將個人信息進行買賣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個人信息同樣具有財產性,若是將個人信息歸至人身權而否認其具備的財產價值是不足以服眾的。該學說并不是片面的否定個人信息不具有人格屬性,而是在考慮財產屬性的同時考慮人格屬性的可能,為法律提供更多的思路。

  筆者認為不應將個人信息作為人格權或者財產權,而是應當作為一類新型的權利分類即信息權。結合以上兩種學說,無論是將個人信息作為人格權或是財產權都不能涵蓋其獨特性,個人信息是信息主體的人格身份與社會身份的總稱,強調其人格性則不利于維護信息主體的財產權益;追求財產性則忽略了其他不具有財產屬性的信息種類,劉教授的觀點是要將權力屬性的劃分靈活化,實踐中,依照案件的事實來確定個人信息的權利屬性,筆者認為這是不可取的作為,我國的法律是以成文法為判案基礎的體系,個人信息的認定應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而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就有損法律的嚴肅性,同時會給審判法官造成一定的裁量困難,對于個案的理解不同,每個主體對于人格與財產的判斷不一,沒有統一的標準很難對個人信息的權利屬性進行合理的定位,由此法律的公正性很難得以貫徹。將公民的個人信息作為信息權單獨分類則是考慮到了信息的種類多樣并且覆蓋面廣,若是將個人信息放置于其他信息之下,難免會對個人信息的內容有遺漏。同時,個人信息作為公民身份的載體,如今已經不能認定為是人格權利的產物,對該類信息的單獨分類有利于今后對信息的認定,從而最大程度的節約司法資源保護法益。

  4、 結語

  我國刑法對于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正在逐步完善,但基于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起點低、起步晚等客觀原因導致個人信息不能完全被保護,《刑九》對于相關法條的修改無疑對司法實踐中奠定了基礎同時在更大程度的打擊了實踐中出現的侵害個人信息的犯罪,起到了震懾作用。但鑒于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還處于缺位狀態,我國法律的個人信息保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正是這一法律的缺失才導致現階段對于“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各說紛紜,正是缺少這樣明確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不知應如何適用法律,為判案帶來了不小的難題。本文在探究刑法中對于個人信息認定的同時還借鑒了民法中對于權利屬性的認定內容,從學理上對于公民個人信息這一概念進行界定無論對司法實踐還是學術研究都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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